王近山的这番话充满了深意，他的一生几乎都是与军队相伴。自1930年加入红军开始，他年少出征，历经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，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军事职务。凭借着勇敢无畏和善于突破困境的特质，王近山在中原野战军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。然而，在他辉煌的人生中，依然经历了一次重大挫折。1964年，由于婚姻问题，他遭到严厉的处分。当时，党对于高级干部的婚姻风俗有严格的要求，此类问题不仅被看作是个人生活的败笔，也牵动着干部的形象与组织纪律。王近山的原配曾向中央反映此事，引起了重视。面对组织的处理决定，王近山没有进行辩解。他曾表示，中央的决定他会完全接受。最终，他被开除党籍，军衔也遭到了降级，离开了熟悉的部队，转往河南一个农场进行劳动。对一个经历过战斗的军人来说，转折是非常艰难的。在农场的体力劳动与过去指挥战斗的经历大相径庭，日常事务变成了耕作和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。然而，王近山没有因此气馁，他心里始终牵挂着部队，渴望再次投入军队的怀抱。

转机出现在1969年。当时，许世友在中央会议上谈到王近山的困境，认为这位卓越的将领长期待在农场的惩罚显得过于严厉。许世友明确表示希望南京军区能够接收王近山。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，便同意周恩来对此事进行关心。随后，王近山给毛泽东写信，表达了自己希望重返部队的愿望。他没有抱怨自己的处境，只是简明扼要地表示军队是他的归属，愿意继续为军队贡献余生。1970年，中央批准王近山回归南京军区工作，担任副参谋长。经过几年的离开，他再次穿上军装，但此时的身份和职责已经有所不同，曾经是军队指挥官的他，如今成为了军区机关的一名干部。

随之而来的变化不仅在于职位，王近山的性格也有所调整。战争年代，他性情急躁、直言不讳，针对战机更是勇于决策；而当他重返军区后，明显变得沉稳许多。郭涛回忆称，王近山开始认真阅读军事书籍，其中朱可夫的《回忆与思考》便是他经常翻阅的书籍。虽然职位关系发生了变化，他依然表现得很克制。解放战争时期，肖永银曾是他的下属，回到南京军区后，肖永银却成为了他的直接领导，王近山对此没有摆老资格，依旧如常请示汇报。私下里，肖永银仍称他为“司令员”，而在工作场合，一切仍然按照组织关系进行。这种相互之间的尊重，并非仅仅是形式，而是来自于老一辈军人之间的传统。

在对待许世友时，王近山同样表达了十分的敬意。一次随许世友视察地形时，因腿脚不便，王近山虽然落在后面，并没有让首长等他，而是让郭涛先行。他本可以待在车中，但他选择了坚持前行。沉稳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，1973年南京军区组织演习时，他坚持按实战要求进行检查。遇到有人在演习室打盹，他当即斥责，认为“真打起来，你们早已被俘”。在检查防御部署时，他注意到某城市的指挥部设在城外，尽管这个方案由许世友提出，他依然提出了异议，认为城市防御的指挥必须与市内军民紧密结合。于是，他带着地图找到许世友说明其中的道理，许世友在听完后接受了他的建议。这样的小事，反映出王近山晚年的状态：性格上多了沉着镇定，做事上却丝毫不放松对军队建设与作战原则的坚持。

1978年5月，王近山病情加重。前来看望他的郭涛，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与王近山共事，感情深厚。王近山察觉到自己的时日无多，便提出希望郭涛照看自己的小儿子，让孩子能够在军队里接受锻炼。郭涛握住老首长的手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王近山于1978年5月离世，享年63岁。自1930年参加红军以来，他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。虽然有几年脱离军队、在农场工作，但军队始终是他生命的重心。尽管曾历经处分与身份的剥夺，重返部队时他并没有把个人遭遇带入工作，也没有将以往的职位视为资本。临终前将儿子托付给他人参与军队的培养，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家庭安排，更是这位老军人对下一代的深刻期望：希望他们在部队里接受纪律、责任和实践的锻炼。